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在凸显。民众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积怨在很大程度上聚集到了司法，尤其是刑事司法。刑事司法可能面对的不仅仅是各自独立的个案，还有个案背后所折射的不同的利益群体，个案触发了公众广泛的利益认同，形成了利益表达和维护的需要，从而使事件超越了孤立的个体范畴，具备了一定的公共性。
　　当前民意对刑事司法寄予了太多的期望，一旦个案的审判结果与民众的内心感受不一致时，就会形成强烈的民意来批判、干扰司法。不可否认，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意义，但其所存在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，司法实践中相同的案件，由于受到民意影响的程度不同，审判结果大相径庭的现象并不鲜见。
　　民意对刑事审判的影响
　　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推进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，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化和精准化，背离司法公正要求的“同案异判”现象越来越被世人关注。近年来我国“两会”代表也连续就此问题提出议案和建议，多少反映了此现象的严重性。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，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、民意还欠理性，因此如何合理引导民意，新闻媒体起着重要的作用。笔者从近期发生的“同案异判”的两个案例出发，就新闻媒体如何影响民意，并因此导致“同案异判”的现象进行分析。
　　案件一：贵州高尔夫球案。2007年6月至2008年11月期间，被告人腾彩荣等三人窜至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球场，将1249个高尔夫球盗走，价值人民币15513元。一审判处腾彩荣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，并处罚金10000元；判处龚连平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，缓刑3年，并处罚金9000元；判处段贵友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，缓刑2年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，修文县人民检察院以适用缓刑不当、量刑畸轻为由，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抗诉。而腾彩荣也提起了上诉。2009年8月10日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，发回重新审判。2009年12月20日，修文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依法判决：被告人腾彩荣、龚连平、段贵友无罪。
　　案件二：北京高尔夫球案。2010年上半年，被告人冯书凯利用认识高尔夫球场保安张永永、张伟等人的机会，商定由他们把冯等人带入球场拾球，并负责望风。冯书凯承诺每捡一个球给他们一块钱。随后，冯书凯雇用另一被告人为其捞球。在近2个月时间内捞了1620个，价值人民币10054.8元。2011年8月，北京市海淀法院一审以盗窃罪，判处冯书凯等四人有期徒刑3年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2011年10月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。
　　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案件，在司法实践中却是截然相反的判决。如何让国民理解刑法的公平，尤其是案件二中的行为人，如何让其接受有罪的判决？因此有必要对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本身、案件审理过程中所受民意的影响进行分析。上述案件，其性质均为未经高尔夫球场的管理者同意，擅自进入球场拿走高尔夫球，能否以盗窃罪论处。其实质在于该球在球场内是否属于有人占有的财产，而不在于财物的所有权是否归属球场的管理者。
　　刑法不仅仅是保护财产所有权，更重要的是维持占有秩序。高尔夫球场属于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，未经许可不得入内。高尔夫球场内的财产当然属于有人占有的财产，其他人取走该球定盗窃罪当属无疑，上述两案件的行为人均应以盗窃罪论处。上述案件的处理截然相反。
　　媒体应合理引导民意
　　案件一中相关当事人最终被认定为无罪，并且是在一审已经认定为盗窃罪的情况下，重审、终审均认定为无罪。不容忽视的原因是，在案件一的审理过程中，大量新闻媒体对案件一进行报道并基于此而影响民意，最终左右司法判决。而案件二在审理过程中，几乎没有任何重要新闻媒体对此予以报道，民众的关注度明显较之案件一要小很多。从案件的发展进程来看，新闻媒体的报道、民意的兴起，是案件一作无罪判决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　　案件二中，行为人是从事二手球批发的，较之案件一中的主体“失地”农民而言，民众、新闻媒体对其的关注度也明显降低。案件一在一审判决后吸引了全国主流媒体如《南方周末》、中央电视台《今日说法》、《江西卫视》、《山东卫视》等的关注，新闻媒体对此案的报道，除了报道客观事实之外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情感上偏向于弱势群体农民，这也迎合了民意对弱势群体同情的心理，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矛盾较为尖锐、贫富差距较大，民众对弱势群体给予了更多的同情，与案件当事人一方有着相同背景、困境的民众，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及结果予以了高度关注。国内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报刊《南方周末》刊登了《圈地无妨，捡球有罪？失地农民和高尔夫球场之争》的文章，其标题对“失地农民”这一弱势群体地位的突出，就已经使读者对农民产生了同情。同时标题中“圈地无妨，捡球有罪”的字眼，使民众对高尔夫球场产生了反感而对“捡球”农民产生了同情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开篇之处并没有提及案件本身，而是谈及农民怎么样失去了土地而造成了现在的失业状态，高尔夫球场是如何“圈”农民的土地等，凸显对农民的同情。
　　其他新闻媒体对案件一的报道也大都如此，这样一来，民众关注的焦点已经不限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适用，而是关注的是“弱势群体农民”与“强势群体高尔夫球场”的“争斗”，民众几乎是“无罪判决”一边倒的声音。不能不说，民意给法院的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在案件一中，一审法院一审时认定成立盗窃罪，发回重审后，一审法院再次认定为是无罪、二审法院维持无罪判决。一审法院，在无任何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况下，在一审和重审时，作出两个完全相反的判决。由这一案件所引发的民意已经不仅仅限于案件本身，而是“失地农民”与“高尔夫贵族”之争，更深层的是两者所代表的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冲突。针对这种冲突，为了缓解民意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法治。
　　司法在某种程度上虽然要顺应民意，但更应该引导民意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积极发挥作用，而不是任由民意干扰司法、甚至破坏司法。司法应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，这是迈向法治社会的当然要求。但是，法治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在我国目前情势下，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，甚至是无法避免的，当然，其中的积极意义我们是不容否定的。但对于民意在刑事司法中的不良影响，即使无法全部避免，也应最大可能地将其减低。